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选择性执法现象仍然存在，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群众对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反映强烈。

二是增强在党的领导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自觉性坚定性。只有这样，才能把依规管党治党、从严管党治党的要求落到实处，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一、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营造全民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环境。这是强化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重要举措，是对领导干部坚持依法用权、正确行使权力的重要要求。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维护稳定的能力。这就需要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自觉学习法律、遵守法律，而且要高扬宪法法律的旗帜，积极推动法治社会建设。

一是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觉性坚定性。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就会导致权力滥用甚至滋生腐败。进一步提升立法技术，用语简明晓畅、涵义清晰明确，善于运用利益导向机制。

法权关系呈现为法在上、权在下，公权力拥有者依照法律行政。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克服形式法治的缺陷，坚持不懈的走实质法治之路，逐渐完善法律解释、司法审查等机制在法的安定性和正义性间寻求平衡。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保障审判权、检察权的独立行使，以司法的公正性构筑起保障人权、维护宪法法律权威的有效防线。首先，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应当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发展。

形式法治强调消极控权，忽视积极作为，与服务行政理念不相契合。[8] 法律实施是一场攻坚战，需要各个环节的各方主体协同作战，包括：立法的民主、良善以及可操作、可执行性。

[3]当法律制度满足人们的需求时，社会就会认为法律是正义的或是基本合理的。法律被要求具有普遍性、明确性、公开宣布、持久的稳定性，规则与法律行为者实际行为之间的一致性，禁止溯及既往、矛盾和要求不可能之事。将法治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助于使法治成为一个本土化、民族化的精神符号，加强民众对法治的理解和接纳，最终使敬法、遵法、守法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如果没有法治保障，正义很可能成为掌权者随意操纵的价值工具，或成为强势群体所专有的话语体系。

此外，法治也是完善国家制度建设、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内容，十八大报告提出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决定》也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关键环节，也就是说法治既是制度建设的有力保障，也是制度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因此，我们或许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完善加强立法的可实施性：进一步扩大立法的民主性、创新方式方法、加强利益博弈与平衡。实质法治阶段大致与现代特别是二战以后的时代相适应。可以说，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促进形成正义的社会制度。

中国是法治后发国家，面临着选择形式法治还是实质法治的问题。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对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全篇布局、协同推进。

正义观念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到了作为规范大厦组成部分的规则、原则和标准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之上，关注法律规范和制度性安排的内容、它们对人来的影响以及在增进人类幸福与文明建设方面的价值。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3.法治现代化要强调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 各国法治的现代化大多经历了一个从专制到形式法治，再到实质法治的演进过程[6]：专制阶段大致与前资本主义时代相适应，法律服务于国家权力，具有工具主义性质。当改革涉及部门利益或是地方利益的时候，部门和地方就以有法律规定、坚持法治原则为托辞拒绝或回避改革。正所谓国无常治，又无常乱，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3.如果按照一般程序逐一修法，就全国人大的立法进度而言，恐怕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人民既是改革发展的主体，也是改革发展的目的。对于如何实现法治的现代化，笔者有一些初步的想法： 1.法治现代化要融入现代的法治精神和时代的核心价值体系 法治精神是法治的内在品质、基本价值及核心观念。

[5]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保障、生活质量的提升、发展空间的创造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取向。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我们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但改革的步骤是统一到全会精神上，还是统一到现行法律上？统一到全会精神上，可能与法律规定相冲突，造成有法不依的问题。

既是改革发展的推动者，也是改革发展的受益者。第三、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虽然基本建成，但一些立法仍显粗疏，法律供给依然不足，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去探究法律精神，仅恪守于法条本身，必将陷入无法可依的困境。

司法的公正、高效、权威以及司法能动作用的发挥。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方略。

理由有三： 1.从文件性质来看，《决定》代表执政党的意志，其对改革的规划和布局充分体现了执政党的政策和主张。在现代法治社会，正义往往通过法律规范来表达，进而从观念上的正义转变为制度上的正义。法律使政府权力的行使具有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但也允许执法、司法机关按照建立的解释规则发展、完善法律以达到特定的行政目的其中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在审查中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违宪违法，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

这些在制定《行政程序法》时都可以加以规定。比如水的问题，权力清单出来之后，这个部门也管水，那个部门也管水，这就麻烦了。

一是因违宪违法被撤销、纠正的案例有没有、怎样处理不公开。告诉申请人所申请的事项是否有问题，如果有问题交给哪些机构处理，要经过怎样的处理程序，审查结果在何时公开。

记者：您曾提出，《行政诉讼法》要增设公益诉讼制度，明确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所以，党的十八大以后，又提出法治社会的建设目标，并且要求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行政机关有很多问题都出在程序上。四是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在具体办案过程中，有些领导会批示：请依法办理。比如，很多政府引进的项目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完全靠环保部门来监管是不够的，应当有一个诉讼渠道，对这些行为予以监督。

第二个亮点，就是明确了重大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提出建立重大决策的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和责任倒查机制。除了做守法的榜样外，政府还要做诚信的榜样，对不守法、不诚信的行为要严厉惩治。

这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关于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的具体要求。这个改革起来可能难度比较大。

《决定》明确提出，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对此，应当怎样解读？ 应松年：《决定》一方面强调了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党的领导作用，另一方面强调了党内法规体系建设。